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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“醒狮币”背后的尹昌衡西征

作者:王 稹

来源:中国档案报

2019-11-11 星期一

1912年,四川都督府下令铸造的“醒狮币”。

    1912年4月,成都造币厂奉四川都督府令,废弃龙形图案模具,改铸多种“汉”字四川铜币,有5文、10文、20文、50文等不同面值。其中有一款独具特色且存世不多——这便是在钱币界颇负盛名的“醒狮币”。该币为红铜质,大小与5文面值的四川铜币相同;正面中心是两面交叉的五色旗,上方有“中华民国元年”6个字,左右各有一个小十字星花;背面有一头精神抖擞的“醒狮”耸立在“地球”上,“地球”由几朵祥云托起,寓意强盛的中国要卓立于世界上,不再是任人宰割的“东亚病夫”。那么,狮子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货币上的图案,“醒狮币”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?

“狮”取代“龙”寓意觉醒

    狮子并非最早出现在中国铸币上的动物形象,此前清朝曾使用过象征帝制和皇权的龙形图案。1902年(光绪二十八年),经清廷允准,四川在省城成都开设铜元局,从美、日进口造币机,次年开始铸造“光绪元宝”铜币,1906年(光绪三十二年)改铸“大清铜币”,背面有坐龙、水龙、蟠龙等象征帝制的龙形图案。四川铜币发行后,缓解了因制钱不足引发的民生问题,深受民间欢迎。

    但是,在国运衰颓的晚清,作为帝制图腾的龙,不仅被外国人当作可以戏弄的可怜虫,也被革新人士视作腐朽朝廷和落后制度的象征,而受到冷落。甲午战争之后,新兴知识分子萌生了强烈的启蒙意识。梁启超写作《动物谈》时,引用曾纪泽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一文中将中国比作睡狮之喻。当时,梁启超正流亡日本,因而“睡狮论”最早应是流行于留日学生当中。狮子的形象逐渐被赋予唤醒国民、振奋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,反复出现于各种新兴的报章杂志,尤其是具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杂志上。

    革命志士邹容和陈天华在其宣言式著作中,均使用“睡狮”或“醒狮”比喻亟待崛起的中华民族。邹容在《革命军》中将中国比作睡狮:“天清地白,霹雳一声,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,是在革命,是在独立!”陈天华在《狮子吼》中写自己梦见被一群虎狼追赶,乃长号一声,山中有一只沉睡多年的大狮,“被我这一号,遂号醒来了,翻身起来,大吼一声。那些虎狼,不要命的走了。山风忽起,那大狮追风逐电似的,追那些虎狼去了”。此外,作者在书中还写到自己梦见“光复”后的中国国旗,“黄缎为地,中绣一只大狮,足有二丈长,一丈六尺宽”。

    经过改良派和革命派人士的频繁使用、广泛宣传,“睡狮”或“醒狮”很快成为一个流行的政治符号,只要说到疲弱的、蒙昧的或有潜力的、崛起的中国,几乎都使用“睡狮”或“醒狮”来指代。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,象征“共和”中国崛起的“醒狮”替代象征帝制的龙出现在新的四川铜币上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西征凯歌戛然而止

尹昌衡

六合直播平台    四川都督府在新币上选用狮子的形象,除了取其“中国觉醒”的含义外,据说也是为了顺应川边康区的用钱习惯(因川边藏民所用铜币正面均有一象征勇敢的狮子形象)。而“醒狮币”的这一使命,则与辛亥革命后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——尹昌衡西征平叛有关。

    尹昌衡(1884—1953),四川彭县(今彭州市)人,早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武备学堂,毕业后留学日本,1907年12月入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日士官生第6期,同学中李烈钧、阎锡山、程潜、孙传芳、刘存厚等后来都成为民国军政要人,叱咤一时。1911年辛亥革命后,四川积极响应,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,由蒲殿俊出任都督,尹昌衡任军政部部长。12月8日,因军饷发放问题引发了兵变骚乱,军政府正、副都督在混乱中逃走,尹昌衡挺身而出率兵进城平叛,被成都各界公推为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。1912年,成都、重庆两地军政府合并,年仅28岁的尹昌衡又出任新成立的四川都督府都督。

    武昌起义后,国内政局动荡,一直觊觎我国西藏的英国,认为这是使西藏脱离中国成为“保卫英属印度安全战略缓冲区”的最佳时机,于是唆使西藏地方政府发动驱逐在藏川军的事变。同时,因四川总督赵尔丰调川滇边军镇压保路运动,使得川边驻防空虚,少数不服改土归流的土司趁机叛乱。继而,叛军向东进军,“先后攻占了乡城、定乡,阻隔了川藏交通;又攻陷了江卡、乍丫、稻城、三坝、南敦等处,理塘、河口、盐井也相继失守,巴塘、昌都被围数重,川边全境未被攻克者,仅八县而已”。

    闻警之后,尹昌衡多次电陈北洋政府,指出“藏亡则边地不守,边失则全国皆亡”,恳请迅速发兵平叛。云南都督蔡锷、重庆镇守使熊克武也先后致电北洋政府,请准发兵救藏。6月14日,北洋政府批复了尹昌衡西征的请求,命令他率川军入川边平乱,令蔡锷派滇军增援。

    西征前夕,尹昌衡在多个公开场合慷慨陈词,“欲保四川,必先保西藏,西藏不定,不惟于四川有碍,即于中华民国亦有大不利者”;出征之目的在稳边疆而雪国耻,“此即昌衡竭忠尽瘁之秋也”。6月16日,成都各界群众在武侯祠举行了欢送出征仪式,据报道:“四面飞花挂红,父老子弟皆扬旗鼓欢呼,聚数万众,无不踊跃,虽女子亦联袂歌出征曲……真一时之盛事也。”

    7月10日,尹昌衡率西征军主力2500人,自成都出发,29日抵达打箭炉(今四川康定)。8月,西征军在收复雅江后兵分两路:南路由朱森林率领3个营兵力进趋理塘;北路由刘瑞麟率领1个营兵力直趋昌都;北路避实就虚,南路重兵出击。西征军一路所向披靡,“昌都保全,巴塘困解,理塘克服,贡觉收复,三岩继定”,“川边全境,指日肃清”。对此,袁世凯在致电黎元洪时,赞扬尹昌衡平叛“极为得手”。

1913年6月17日尹昌衡辞职通电(部分)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

    9月,尹昌衡在昌都集结大军,趁叛军“溃归之便”,“西进千里,据江达”,厉兵秣马,做好随时向拉萨深入的准备。而滇军也进驻察隅等地,准备“一出江达而北,一渡楚褚河而西,不惟形势便利,而近可以置叛番于死命,远可以戢强英之野心”。英国得知川、滇军将大举挺进前藏,便采取强硬手段向袁世凯政府施压,迫其休兵。急于获得善后大借款的袁世凯政府,一连9次电告尹昌衡“英人干涉”,饬其“万勿越境深入,致启外衅”,并作出停止进军西藏的命令,撤销西征军。9月底,尹昌衡被袁世凯解除四川都督之职,改任为川边镇抚使,受其旧属、新任四川都督胡景伊节制。

    1913年,尹昌衡被袁世凯调入京中,随后以“亏空公款”等罪,处以9年徒刑。袁世凯死后,尹昌衡被特赦出狱,此后即脱离政界。尹昌衡27岁逢辛亥革命乘势崛起,不到30岁即结束政治生命,论者无不为之惋惜。

六合直播平台    尽管轰轰烈烈的西征最终因英帝国主义的阻挠而以失败告终,未能实现尹昌衡的宏图大志,却在一定程度上“避免了西藏地方分裂”,为川边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矛盾起到重要作用,尹昌衡功不可没。

    从1912年4月废弃龙模开铸“汉”字四川铜币,到9月底平定川边康区叛乱,尹昌衡主政期内,成都造币厂只铸造了约56万枚5文铜币,其中行用川边的“醒狮币”数量较少,留到今天品相极好的就更为稀少了。

    原载于《中国档案报》2019年11月8日 总第3447期 第二版

 
 
责任编辑:张雪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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